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最近读完了亚当·希金博特姆的《切尔诺贝利的午夜》一书，这是一部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纪实作品。素材是来自作者十多年来进行的数百小时采访，以及许多信件，未出版的回忆录和近年来刚刚解密的档案。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每每被其中英勇无畏的英雄感动，同时也对为了维护自己地位而不顾他人生死、尸位素餐的 人们 感到愤慨，而每当能够从中看到某些现状的影子时候，又感到无奈和悲凉。
以下皆为原文摘录：
事故的根源在于设计缺陷以及其他：
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也坦率承认了导致四号反应堆毁灭的那场事故的真正源头。决议指出，这场浩劫，“是因为 RBMK 反应堆建造中的缺陷，它没有满足全部安全要求”。
向整个世界披露这场灾难的真正根源：反应堆的自身设计；苏联核项目中存在的系统性的、长期的失误，以及神神秘秘、凡事抵赖的文化；监督这个项目具体实施的高级科学家们的傲慢自大。
“这场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没有发生在此时此地，也会发生在其他某个地方。”总理雷日科夫说。他认为，落在亚历山德罗夫和斯拉夫斯基手中的巨大权力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导致他们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走向这个结局。”
这个核能大国的中心已经堕落到了何种程度：秘而不宣、漠不关心，傲慢自大、玩忽职守，以及设计和施工的低劣标准，早已成为一种文化。他看到，无论是 RBMK 反应堆，还是与之竞争的压水式 VVER 反应堆，都带着与生俱来的危险。
这场事故的根源，不仅在于那些设计了反应堆的人，也在于那个默许反应堆投入运行、欺瞒成风、官官相护的官僚体制。
有些地方很讽刺：
斥巨资研发的东西，实用起来不如玩具店的玩具：
一个耗费巨资开发出来、用于探查废墟的设备，第一次投入测试，便进退失据，哪怕是在面对最小的障碍时。操作人员必须反复地将它救出困境，直到它最后在一个高辐射区域彻底一动不动地停下来。
最后，初步的侦察工作终于在一台塑料坦克模型的帮助下开始了，它是一位科学家花了 12 卢布（相当于当时的 5 美元）在基辅的儿童世界玩具店买来的。这个玩具可以用一根长长的电线末端的电池动力操作盒加以控制，上面加装了辐射剂量计、温度计和一支高功率手电筒。
1970 年，他开始在莫斯科郊外的诺金斯克（Noginsk）军事试验基地进行实际演练。那里建起了一个遍地瓦砾、处处废墟的小城，专门用于模拟核毁灭之后的城市环境。他在那儿制定出了众多技术规范，并研发出许多大型工程设备，比如装甲挖掘机和推土机，以及带有伸缩臂和机械钳的 IMR-2 战斗工程车。5月初，这些设备已经部署到了切尔诺贝利特别禁区中放射性最强的区域。但现在，已经是 9 月份了。在 M 区，所有的计划和技术都失败了，塔拉卡诺夫不得不派出手下的战士参战，而他们手中的武器，只是铁锹而已。
对普通人性命的漠视：
中型机械制造部认为，自己的技术专家，比如建筑师、工程师、科学家、电气专家和放射剂量测定师，都是不可替代的人才，需要被保护起来，以避免过度暴露，这样才能够在禁区中工作尽可能长的时间。而那些通常已经人到中年的“游击队员”，却被当成愚昧、缺乏技能、可以牺牲的炮灰，被编制成排，一批接一批地扔到需要在高辐射区域出苦力的最前线。这些人在几个小时或几分钟内，就暴露于最大剂量的辐射之下，然后便被打发回家，用新的一批人肉炮弹取代。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值守 3 台幸存反应堆的操作人员，因为死去的同事被当成事故的罪魁祸首而士气大挫。尽管他们仍每天尽职尽责地干着工作，但许多人相信，真正的灾难原因并没有得到充分考虑，一些人认为，同样的事很可能会发生在他们头上。几乎没有人想要住在斯拉夫蒂奇。
面临巨大危险时候，却仍歌舞升平：
10 点刚过，兴高采烈的人群便开始大步走过宽阔的十字大街。太阳暖洋洋的，空气中洋溢着节日的气息。红旗汇成了一片海洋，在春日中盛放的各色牡丹，魏紫姚黄，绚烂无比。一身灰色戎装、披着鲜红色饰带的党员老兵们整齐地列队走过，穿着白色队服、系着红领巾的女少先队员挥舞着樱花枝，身着乌克兰哥萨克人的传统服装、绣花上衣配阔腿灯笼裤的年轻舞者，时而手拉手排成长列，时而转着圈儿胡旋前进。
谎言和欺骗充斥于整个系统，在上下级之间双向传递：下属提交给上级的报告中充满虚假的统计数字和夸大的预测结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被圆满达成，不可能达到的定额被英雄主义地超过。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每一级的管理者不是将谎言层层上报，就是自己参与到编造谎言中去。
令人感慨：
在这里，事故发生一年多之后，街灯依然会在夜晚亮起，安装在库尔恰托夫大街两边的音箱，有时也会奏出歌剧音乐。但悬挂在中央广场上方那些曾经鲜艳的三角旗，已经被太阳晒褪了颜色，渐渐残破；晾晒在公寓阳台上的那些洗干净的衣物也开始腐烂。然而，苏联当局仍努力维持着这座城市并未死亡，只是暂时睡去的幻象，仿佛不知哪天早上，它就会被归人们的脚步声惊醒。
活下来的清理员们，也带着同样的恐惧，他们担心，从战场归来的自己，身上带着没人能看见的致命伤口。“我们知道，那个看不见的敌人正在身体内部像虫子一样吞食着我们。”尼古拉·安托什金将军说，他手下的直升机部队曾参与扑灭核燃料大火。“对我们来说，战争还在继续，我们正一点一点地从这个世界消失。”
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坚信的所有政治教条划地绝交，这位院士说，苏联科学已经迷失了方向。那些创造了苏联技术的辉煌壮举的人们，那些建成了第一座核电站、将尤里·加加林送上太空的人们，一直在为一个崭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奋斗，其所作所为都秉承着源自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崇高道德和勇敢坚毅。但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却在他们手中断了线，只留下了一代技术精湛却道德败坏的年轻人。列加索夫认为，正是这种苏联社会实验的彻底失败，而不仅仅是几个冒失莽撞的反应堆操作人员，应当为四号反应堆爆炸所引发的那场巨大灾难负责。
也许人类只是过客：
深入这片废土之上的密林沼泽探险时，加夏克开始零星发现，很早以前就因捕猎和集体农业的影响而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他地区消失的生物，如狼，驼鹿，棕熊，珍稀猛禽，居然在这里出现了。他的观测记录，促使人们开始以新的视角打量这片隔离区，尽管看起来十分有悖直觉：事实证明，大自然能够以全新的、不可预测的方式完成自愈。在没有人存在的情况下，植物和动物在一个放射性伊甸园里茁壮成长，欣欣向荣。
在这里的野生动物身上，科学家们开始注意到奇怪的新现象：刺猬、田鼠和鼩鼱都带上了放射性；绿头鸭开始出现遗传变异；在核电厂的冷却剂蓄水池中，鲢鱼长成了庞然大物；红树林周围的树木，叶子胀大到不正常的比例，巨型针叶树的松针变为正常尺寸的 10 倍，金合欢树的“叶片大如儿童的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