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死亡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于死。

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 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

我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 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 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 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

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

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六月的广东,下着神经质的雨,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野茫茫一片白。草树吸饱了水,长疯了,墨一样的浓绿肥叶子,地上蒸出裹脚的湿热,全是蛮暴之气。

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 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

他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们可怜我,让我拍,拍完了,她们请我吃饭。”

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可以恨爸爸错误的行为,不要恨爸爸这个人。”

我问打架最恨的那个:“你不怕死?”   “不怕。”他头一昂。   他不是不怕,他连生死的概念都没有,所以也不会有悲悯之心。

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

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认为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

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边上长大。我奶奶当年进城赶集的时候,圆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别枚铜钱,是渡船的费用。我爸年轻时河里还能游泳,夏天沼泽里挖来鲜莲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丝拉得老长。   我小学时大扫除,用的大扫帚举起来梆梆硬,相当扎手吃力,是芦苇的花絮做成的,河边还有明黄的水凤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蓝得发紫的小蝴蝶从树上像叶子一样垂直飘下来,临地才陡然一翻。还有蟋蟀、蚂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虫……吃的也多,累累红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秆用牙齿劈开,嚼里面的甜汁。回家前挖点马苋菜拿醋拌了,还有一种灰白的蒿,回去蒸熟与碎馒头拌着蒜末吃,是我妈的最爱。最不济,河滩里都是枣树,开花时把鼻子塞进米黄的小碎蕊里拱着,舔掉那点甜香,蜜蜂围着鼻子直转,秋天我爸他们上树打枣,一竿子抡去,小孩子在底下捡拾,叮叮当当被凿得痛快。   风一过,青绿的大荷叶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气带上来,蛙声满河。表姐把塑料袋、破窗纱绑到树杆上下河抓鱼,我胆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厨房门口探头轻声叫“小静姐,小静姐”,给我一只玻璃瓶,里头几只黑色小蝌蚪,细尾一荡。

回忆高中最后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记忆里各种颜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连晚霞都稀淡一缕。坐在我爸自行车后面过桥时,每次我都默数二十四根桥柱,底下已经没什么水可言,一块一块稠黑泥浆结成板状,枯水期还粘着一层厚厚的纸浆。河滩的枣树上长满病菌一样的白点子,已经不结枣了。后来树都砍了。但我晃荡着双腿,还是一遍遍数着栏杆,和身边的人一样没什么反应,生活在漠然无所知觉中。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阿甘是看见了什么,就走过去。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右躲,再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到达。”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

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   他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争论是争真理,有理走天下。”

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雨过地皮湿,没渗人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

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

一个节目里应该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答案:“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

我对一方缺席的采访抱有疑问,哪怕技术上来讲证据没有任何问题,也必须让他们说话和解释。即便这些解释会让我们本来简单的是非变得混沌,会让我被动,让我在采访中陷入尴尬,让我可能必须放弃一些已经做完的不错的采访段落,会带来节目被公关掉的风险,也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对他们负责任,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完成对世界的复杂认识,哪怕这个认识让我苦苦难解,让我心焦,”

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二〇一二、二〇二二,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

这些都不是情绪能够回答的,我多以“有没有可能……”开头来提问,也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一定是对的,不能轻易选择立场,只想通过提问来了解“

人往往出自防卫才把立场踩得像水泥一样硬实,如果不是质问,只是疑问,犹豫一下,空气进去,水进去,他两个脚就不会粘固其中。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一个人一旦左右摇摆,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现了,自会剥离掉泥土露出来。

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他送我那本《金刚经》里,有一句“念起即觉,觉即不随”,人是不能清空自己的情绪判断的,但要有个戒备,念头起来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就不会跟随它。

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   他问我:“什么是洁白?”

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

审个片子,他骂:“你是机器人吗?”   等

审个片子,他骂:“你是机器人吗?”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给他看,他看完温和地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只是个机器。”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二十四万人遇难。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车运的、走路的、抬着担架的……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一点一点爬来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   一天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

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

有一年他去日本 NHK 电视台,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操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对历史说真话,就是对现实说真话。

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一代接一代,到我们向后代讲述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担起这个责任。”

文革呢?

当年的《大公报》在国民党治下,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立世,一纸风行。

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他说,“不愿陷于盲。”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

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周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目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

照片的真假之争,不仅事关技术,更是对事件各方科学精神的检验。”

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但他说:“如果

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

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

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受难者不需要被施予,或者唱《感恩的心》,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

手从奶奶脸上滑过的时候,有人在边上对我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把眼泪掉进去”,把棺木关上了。   怎么会哭呢?我有什么资格哭?   在我小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她就在那里,青布的斜襟大袄,掖一只浅灰的手绢,通红的石榴花开满树,她用小勺把嫩黄的鸡蛋羹划几下,把软滑的小方块喂到我嘴里。雨在檐头轻轻地顿一下,拉长一点,落下来,落在青砖地上一个细的小涡,小水滴四溅。   吃完了,她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让我的小脖子长一点劲儿。

她下葬前,我收拾她的遗物,抽屉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个《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皮,夹着我婴儿时的照片。挖墓穴的农民在边上抽烟谈笑,生老病死在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恒。我坐在棺木边的地上,手里攥一把黄土,天上白云流过。我第一次有了生一个孩子的想法。那个孩子会是新的,我用手轻抚奶奶的棺木,她会在他的身上活下去。

一年之后,我们重回杨柳坪,去年地震的时候,很多坍塌滑坡的山体,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草木,就在这片山峦之间,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庄和家庭。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经历了磨难和艰辛,正在生根发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长出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清明已过、谷雨将至,杨柳坪到了雨生百谷、万物生长的季节。”

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失败不是悲剧,放弃才是。

他说做自己的行业,就要做点不求速成的事:“

大概是经历了人生的滋味吧,才唱出这满纸风雪、哀而不伤的沉静,像这歌的词作者阿久悠说的,“不惹眼,不闹腾,也不勉强自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

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

八二年宪法的“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话从哪儿来的?   他答:“‘文革’前国家没财力建设,到了八二年,人口膨胀,没地儿住了,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小洋楼都得住人,可是城里不像农村,没土改,都有地契,就改法律吧,改成城市土地国有,人就住进去了,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土改。”

我采访的违法批地官员,接受采访挺坦然,一位市委书记说:“九三年分税制改革,我现在一半以上财政收入要交给中央,剩下的这一点,要发展,要建设,经济增长有指标,我这儿没有什么工业,种田也不交农业税了,你帮我算算,我怎么办?也是一片公心,是吧,公心。”

他见过在强制力下中国农民一夜之间分到的土地,也一夜之间收回,知道一个出发点再良好的概念一旦脱离现实会造成什么,“

他说自己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认识到书本概念如果变成教条,容易像飞人杂耍一样脚不沾地,左右摆荡。

就是片子一定要带着问号行走,不管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错误,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是真的。对于记者来说是真的,对于观众来说就是真的。”

真正的收入要靠发展经济,不是吃地为生。真正管理好了,土地收益也未见得比现在少,

真正的收入要靠发展经济,不是吃地为生。真正管理好了,土地收益也未见得比现在少,中国的所得税是累进的,人们兜里有钱,税才水涨船高。

安克的文章,他不提这些,不写什么故事,也没有细节,都是抽象的词句,像潜入到无尽波涛之下,浮沉摆荡,不断地看见什么,又不断地经过。

卢安克的文章,他不提这些,不写什么故事,也没有细节,都是抽象的词句,像潜入到无尽波涛之下,浮沉摆荡,不断地看见什么,又不断地经过。

中国人感情很强,以前都是凭感情决定事情,缺点真的很严重了,需要标准化把它平衡。

他给我们叽里呱啦念,声音清脆得像一把银豆子撒在玛瑙碗里。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

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要通过行为来学习,不是说话,说话是抽象的,不侵入他们的感受,但用行为去学习,更直接。”

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

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卢安克要的不是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让人从“非人”的社会经验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己。人们不需要在他那里寻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饱含的人性。

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入,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

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可能我的教育方式太简单了,我认为儿子应该怎么怎么着。”那位妈妈说:“不光是简单,不光是家长,不管任何人,你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这就是错的方式。我就错了这么多年。”

想了想开会的时候评别的小组的片子,我几句话就过去了,或好或贬,都只是结论,词句锋利,好下断语,听完别人不吭气。我自认为出于公心,但对别人在拍这个片子过程中的经历没有体谅,

外界悄然无声,人的自大之意稍减,主持人这种职业多多少少让人沾染虚骄之气,拿了话筒就觉得有了话语权,得到反响很容易,就把外界的投射当成真正的自我,脑子里只有一点报纸杂志里看来的东西,腹中空空,徒有脾气,急于褒贬,回头看不免好笑。

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你不是在想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在想:‘我有我的道理。’这是排斥。这不是咱俩的关系问题,是你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

你认为对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诉你怎么改,我是要激发你自己改的欲望。”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总结。”

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这几个字,“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长空正滚滚过云,左边不远处是湖,风从湖上来,带着暗绿色的潮气,摇得树如痴如醉。更远处可见青山,两叠,浅蓝青蓝,好看得像个重影,当下此刻,避人默坐,以处忧患。   湖在脚下,乳白色清凉的雾里全是青草的味儿。没有人,听很久,茂密的草丛深处才听到水声。水无所起止,只知流淌,但总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乱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峡谷,自成江河湖海。此刻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劲儿全消,自顾自地缓下来,一个温柔的转弯推动另一个温柔的转弯,无穷无尽,连石头都被打磨得全是圆润结实,就这么不知所终,顺流而去。   后记   三年前,我犹豫是否写这本书时,最大顾虑是一个记者在书里写这么多“我”是否不妥,六哥说不在于你写的是不是“我”,在于你写的是不是“人”。

长空正滚滚过云,左边不远处是湖,风从湖上来,带着暗绿色的潮气,摇得树如痴如醉。更远处可见青山,两叠,浅蓝青蓝,好看得像个重影,当下此刻,避人默坐,以处忧患。   湖在脚下,乳白色清凉的雾里全是青草的味儿。没有人,听很久,茂密的草丛深处才听到水声。水无所起止,只知流淌,但总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乱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峡谷,自成江河湖海。此刻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劲儿全消,自顾自地缓下来,一个温柔的转弯推动另一个温柔的转弯,无穷无尽,连石头都被打磨得全是圆润结实,就这么不知所终,顺流而去。